材料一 我们为什么这样发动，为争地盘吗？不是！为泄私忿吗？也不是！我们反对政府屈服的外交！国都要亡了，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，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。
—— 引自张学良、杨虎城《告全体将士书》（1936年12月16日）
材料二 中央诸要人，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，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，余殊觉其措置太骤；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，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，毫无考量余地，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，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。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，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，然，余个人实未敢苟同。因此立下决心，愿竭我全力，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。是非得失，将付诸异日之公论。
……
余复请端纳（澳大利亚人，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、张学良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）携一函致委员长，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，皆以民族利益为本，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，愿彼宽怀。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，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，余深信其卤莽灭裂之举动，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，应及时自拔，勿贻噬脐之悔。
——宋美龄回忆西安事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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